2016朵云春拍重磅拍品:钱大钧藏国共合作谈判重要文献
2016-05-18

        在学术界流行“大历史观”的今天,是否还需要细节?这是个值得议论的话题。历史的魅力往往在于,无论你抱何等样态度,持怎样的立场,作多少评说,下什么结论,一切都应以史料为基础,否则,难免顾此失彼,偏颇缺漏。具体而微的细节史料,并非仅起拾遗补缺的作用,恰恰相反,却有助于为宏观议论提供重要的佐证,有时甚至是极为关键的。

        将于2016年朵云轩春拍亮相的钱大钧藏民国文献中,存有两件手稿,一是蒋介石的手令,再是钱大钧给蒋介石的呈文及蒋介石的批示。这两件珍贵的手稿,对于厘清国共第二次合作前的谈判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钱大钧(1893—1982)
        中国国民党军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曾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军统局局长、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台北市私立戏剧学校董事长、“中华全国田径协会”名誉会长、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

        钱大钧早年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活动,曾先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接受过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1924年起,他追随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教育管理和北伐、中原大战中屡屡建功,成为重要的亲信之一。1936年,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成立,这是个全面秉承蒋介石旨意办事的实权机构,其地位凌驾于政府各部门之上,钱大钧任侍从室主任兼侍卫长,具体负责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同年6月初,“两广事变”爆发,他成功策反陈济棠,顺利解决了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势力,得到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褒奖。在年底的“西安事变”中,又舍命救下蒋介石,自己却中弹受伤,伤愈后继续担任侍从室主任和侍卫长,直到1937年底侍从室改组为军委会办公室为止。这一时期,是钱大钧军政生涯中最为亮丽的日子。而起始于1935年6月的国共两党为合作抗日所进行的各种谈判、协商,也正发生在这一阶段。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双方均以各自立场为原则,进行得相当艰难,其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在合作的前提下,如何对待中共的武装力量及其所建立的区域性红色政权。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前,双方的主要争议仍集中在红军的指挥权、指挥机构及其参与成员等问题上。当时,周恩来作为中共的主要谈判代表,曾多次与蒋介石面谈,阐述中共的主张,蒋介石虽然同意改编红军为正规军投入抗日,既不同意红军拥有独立的指挥权,也不同意让中共的军事人员如朱德、彭德怀等人进入国共共同建立的抗日同盟组织,而是计划在改编的红军三个师之上设立政训处,代行指挥之权,处长须由国民党方面指定担任,中共可委派副主任,还坚持要由国民党方面为改编后的三个师指派参谋长。对此,中共当然不能接受。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呼声迅速高涨,形势变得对中共极为有利,中共也因此加速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步伐。蒋介石几经斟酌之后,终于让步,于7月27日通过侍从室,给远在西安的蒋铭三发出了亲笔手令。


全文如下:

(蓝铅笔旁注:用电话)

西安蒋代主任铭三兄。共部应即照庐山商定办法,改编发表各师番号与各师旅团长名义及政训处正副主任。并对其说,编委后可即令该部出发参加抗日,如能于十日内编妥更好。政训副主任拟委康泽担任。中正(后加“○○”)


蒋铭三(1895—1974),名鼎文,浙江诸暨人。人称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因与何应钦共事而深得器重,与陈诚、陈调元、卫立煌合称“四大金刚”。国共谈判时,任西安行营主任。蒋介石的手令,明确要求蒋铭三与中共代表谈三件事:第一,中共应按照此前商定的办法,公布红军改编后三个师的师、旅、团长,以及政训处正副处长名单。第二,改编工作应于十日内完成,即行开赴抗日前线。第三,政训处副处长将指派康泽担任。这三点要求,较之此前,已有变更,即国民党不再坚持指派军事指挥员的副职。但以政训处作为改编部队指挥机构一事,并无变化,并提出了委派康泽当副主任的退让办法。

对此,蒋铭三是如何执行的呢?从钱大钧接到蒋铭三的电话并据此写给蒋介石的呈文中可以看出。


呈文如下:

顷接蒋銘三回电话云:(小字旁注:廿七日下午七时半)

已与周恩来晤谈,据云,十日内编妥,绝无问题。因现已在整编中。惟须请示二点:

1.该党既改编参加抗日,则《宣言》可否发表。

2.师团旅长名单已呈钧座,至政训处正副主任,拟于后日返肤施商定后电呈,并请与师旅团长同时发表。

职钱大钧呈,七、廿七、下午八时。


但是,中共的资料却显示,7月27日的谈判中,中共代表向蒋铭三做出了五点表示:第一,八月十五日前将部队改编完毕,二十日出动抗日。第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立军事指挥机关,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同时设立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康泽不必参与。第三,三个师按国民党政府早先同意的兵员数额,共计四万五千人,另有地方武装一万人。第四,三个师的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第五,改编部队作战以绥远一线为主。

对照这五点,蒋铭三通过电话告知的内容显然与此不符。首先,他在汇报中提到《宣言》发表一事,不在中共提出的五点之内。这个《宣言》指的是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交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中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其次,如果中共明确提出不要康泽担任政训处副职的意见,蒋铭三为何不汇报?而是借对方口吻说“拟于后日”云云。第三,有关地方武装一万人,及作战时不得分割、以绥远一线为主等情况,也未汇报。显然,在中共的五点中,其第二、四、五三点,与蒋介石下达给蒋铭三的手令相去甚远。由于蒋铭三没有将真实的具体情况汇报完整,导致蒋介石对呈文的批示也产生了偏差。


蒋中正手批为:

(删去“或部队集中目的地”8字)一、《宣言》待改编后再定发表时间。二、师旅团长名单再寄一份来为要。中正。


产生这一偏差的原因,从侍从室和钱大钧方面来看,似乎并不存在。蒋介石的手令是通过侍从室用电话告知蒋铭三的,蒋铭三与中共接触后的结果,则是他通过电话告知侍从室的。在此过程中,侍从室充当的是迅速、如实地为双方转达信息的角色。在蒋介石的耳提面命之下,一向办事周密的钱大钧,在如此重大问题上更显得格外仔细。所以,他还特别在第一句旁注明了接到蒋铭三电话时的具体时间,随即呈给蒋介石。

从蒋介石方面来看,更不存在。接到呈文后,蒋介石在半小时内就做出批示。批示内容与蒋铭三的电话汇报完全对应,并有更具体的指示。这就表明,当时蒋介石根本不知道中共的五点意见,尤其是不知道中共坚持不同意让康泽担任政训处副职的意见。所以,他并未对“政训处正副主任”一事提出新的意见。从这一点来看,蒋介石主观上是认为中共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的。

据此看来,只有两个可能导致蒋介石的误判。要么是蒋铭三故意隐瞒了双方谈判时的重要内容,要么是中共代表在与蒋铭三的这次见面中没有当场提出五点表示;而这一可能性,大大高于前者。

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在当时并未产生直接后果。直到1937年8月9日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应蒋介石邀请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双方就康泽对《宣言》内容的大加删改,以及康泽继续坚持在改编部队中指派参谋长和由自己担任政训处副主任等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据康泽后来回忆,当时的场面是“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

从1935年6月至1937年9月,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事宜经历了长达21个月的艰难谈判,其结果是,双方均以民族大义为旨归,各自做了适当让步,最终达成一致。中共中央于1937年9月22日通过国民政府的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公开表示,所辖武装力量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悉数投入抗日。次日,蒋介石就全民抗战发表第二次“庐山谈话”,指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对中国共产党积极合作抗日的立场予以充分肯定。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由此,国共双方结束了自1927年4月国民党实行“清党行动”以来的战争对峙局面,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演绎了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铁血历史。

钱大钧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期间,经历了多次重大事件,直接参与了相关行动,他所保存的众多历史文献,不但真实可信,而且相当重要,为后人了解真相,把握评价,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依据。